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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出生人口图谱:广东“最能生” 东北出生率垫底

发表于:2019-05-07 10:16 作者:新闻小编 来源:新闻小编

  在35岁这年,常俊峰一年出入健身房的次数超过了以往10年来的总和。只有他自己明白,这突如其来的“爱好”背后,是二孩点燃了他对健康的渴望。

  “在石家庄这样一个二线城市,就算月收入过万,要养大两个孩子也非易事,怎么敢生病。”常俊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他一度劝诫身边同事和朋友放弃要二孩的想法,“毕竟压力太大了”。

  常俊峰并非孤例,曾被冠以“中国最爱生孩子省份”的山东,其生育意愿也在大幅下降,尤其二孩数量下降最为明显。2018年1-11月,山东青岛全市户籍出生81112人,出生人口同比减少21737人,降幅达21.1%,其中二孩出生减少高达29.0%。

  不仅是二孩,全国都在面临出生人口减少的情况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8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0.94‰,出生人口1523万人,较上年减少了约200万,人口出生数也创下了自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

 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对27个已发布2018年人口数据的省份统计梳理发现,去年有广东、山东、河南3个省份的出生人口超过了100万大关,广东出生人口首次跃居榜首,山东出生人口量下滑明显。从出生率来看,西部边疆省份、华南、山东出生率较高,辽宁的自然增长率为负数。

  广东超山东成“最能生”省份

  广东去年已取代山东,成为“最能生”省份。

  数据显示,尽管广东省在2018年出生人数比上一年度少了7.65万人,但仍保持了143.98万人的高位增长。反观“二胎”大省山东,其2018年出生人口相比2017年少了42万人,出生人口为132.95万人。

  山东、广东、河南作为传统的人口大省,其出生人口一直保持高位增长。2018年,3个省份的出生人口均超过了100万大关。但从近七年的出生人口增长走势看,山东受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最为明显。

  在2012年和2013年,山东出生人口保持在110多万的水平。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,当年山东出生人口达到了139.3万人,比上一年增加了28.5万人。

  尽管2015年山东出生人口回落到123.58万人。但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后,2016年全年山东出生人口177.06万人,相当于全国的十分之一,比上年多出生53.48万人。其中,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,达到63.3%,远超一孩。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,2016年人口出生率已经达到了1991年以来最高。

  为何山东人最敢生?

 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崔树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,这与山东省长期累积的生育意愿集中释放有关。由于山东对生育的限制比较严厉,而人们的生育意愿相对比较强,因而在放开二孩政策之后会出现明显的反弹趋势。

  在崔树义看来,县域经济发达的山东,城市发展以中小城市为主,房价相比北上广以及江浙等地都要平稳很多,较低的养育成本也让人们更敢于生育。但是,这一情况在2018年出现了“拐点”。随着补偿性生育基本消化掉,在反弹达到峰值之后,山东出生人口也出现了下降趋势,这也是山东2018年出生人口出现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。

  与山东不同,河南和广东受二孩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。

  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,2012年和2013年出生人口分别是125万和130万,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4年和2015年,微增到136万左右,全面二孩实施后的2016年和2017年微增到140万左右。到2018年二胎效应减弱后,下滑到127万人,相当于回到2012年、2013年时期的水平。

 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生育率一直比较高,其中潮汕地区一直都是我国生育率最高的地区之一,粤西地区的生育率同样比较高。

 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、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,广东出生率高有多个方面的因素,其中之一是相比东北、山东等地,广东原有的国有经济占比较少,体制外的人比较多。大量的青壮年人口流入到广东,这部分群体也是生育的主力。此外,受气候温暖以及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,广东很多农村地区的生育率一直都比较高。

  京沪津出生率偏低,辽宁垫底

  从出生率上看,我国2018年的人口出生率仅为10.94‰,上一年度的出生率为12.43‰。从总体上看,各地的出生率均有所下滑。

  山东2017年出生率是17.54‰,2018年只有13.26‰。福建2018年出生率为13.2‰,2017年为15‰。甘肃、河北2018年出生率分别为11.07‰、11.26‰,2017年分别为12.54‰、13.2‰。

  北京、上海以及天津的出生率在全国排名较为靠后,分列倒数第4至第2名。2018年,北京的出生率仅为8.24‰,上海、天津的更低,分别为7.2‰与6.67‰,只有排名靠前的海南、青海、广西等地的出生率的约一半。

  在崔树义看来,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高,提高了居民在城市生活与子女受教育的整体成本。

  苏宁金融研究院曾做过一项调查,如果将养育一个孩子作为投资,从出生到18岁高中毕业,总花费要超过21万元,北上广等城市更甚。

  整体成本的高企,加剧了人口出生减少的趋势。以拥有1559.6人口的天津与仅有688.11万人口的宁夏比,两地2018年出生人口规模相当(天津为10.38万人,宁夏为9.08万人)。

  辽宁省2018年的出生率在全国垫底,仅有6.39‰。尽管东三省目前仅有辽宁的人口数据揭晓,但辽宁可谓是东北地区的典型。2018年辽宁出生人口为27.9万,自然增长率为-1.00‰,减少了4.37万人。加之外流的人口,去年辽宁常住人口减少了9.6万人。

  辽宁人口出生率如此之低,与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、独生子女比例较大有关。胡刚分析,这跟近年来东北部分人口青壮年人口外流有关。东三省经济放缓,工作机会少,青壮年人口外流,人口老龄化加剧,出生率就会进一步降低。

  崔树义分析,这与人口出生惯性也存在一定关系。计划生育较早的地区往往容易接受计划生育的理念,生育观念和养育模式也会因此发生转变。

  以江苏为例,作为类似广东同样经济发达的地区,其2018年的出生率也并不高,仅为10‰。这与江苏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早、较严格有很大关系。

  一位来自江苏“计生红旗县”如东的受访对象表示,如东的计划生育比全国要提早十年,开始于1960年代初,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,实现了低生育水平。计划生育政策对当地的生育观念影响非常大,尤其是独生子女夫妻因要同时负担多位老人,如果再生两个孩子就受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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